湖岩经营哲学：事业报国，共存共荣

企业家的主要目的是扩大事业领域，创造财富和名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精神是普遍存在的，也是社会广泛接受的企业家形象。

三星创始人湖岩李秉喆积极开展事业，通过拼搏，一次又一次创造良好业绩，成为卓越的企业家。1936年继续父亲所遗留的价格相当于300石大米的土地，开始碾米事业，到1987年享年78岁去世为止，一生中共开展57个事业项目。

但是不能把李秉喆仅仅视为成功的企业家，他的思想超出一般企业家精神，除了积累财富与名誉，他还有为国分忧的爱国心。

李秉喆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果断的判断力以及对成功的渴望，把三星打造成跨国集团。起初，形成一定规模时，李秉喆一直把“事业报国”理念放在心里。

其实，李秉喆事业初期并没有为国家和民族而苦恼。1936年碾米事业成功之后，在马山地区买入200万平方米的土地。表面上是从事土地事业，其实是以廉价购买土地的投机行为。而且那时候的自我管理也不好，在马山市曾经饮酒游乐。

李秉喆贫乏的精神世界持续到1938年成立三星商会时候，此前，周围的人也没有给成功的李秉喆做出忠告。李秉喆在自传中写道，每次自己不能管制自己的时候，是蔡玄秉（音）给予了直言忠告。

蔡玄秉的忠告，加上目睹被日本剥夺欺压的韩国人民，李秉喆开始重新审视对事业的态度。光复之后，他与大丘地区的企业家共同创办《大丘日报》，开展舆论事业。而且为了居民生活的稳定，创立三星物产公社，为韩国经济做贡献。

他的这种经济哲学持续到战争结束之后，通过生活用品的贸易积累不少资本，为了重建国家产业结构，投向制造业。

李秉喆称，“消费品是国民日常用品，韩国依靠进口来解决供给问题，这样不行，需要独立制造消费品”。最后，他创立了第一制糖公司。

第一制糖供给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糖，市场份额达到三分之一。不仅解决国民生活困难，而且自己也创造了财富。李秉喆并没有就此满足，因为韩国还有很多部分需要依靠进口。

为此，李秉喆进军毛织产业领域，虽然有倾家荡产的风险。

后来李秉喆回顾说，“第一制糖充分满足了我个人稳定的生活，但是为了刚光复不久的韩国的产业发展，我必须再贡献点什么。”

到1955年，经过半年的时间终于成功创办“第一毛织”。“第一毛织”的产品不仅销往韩国市场，还出口到海外，同三星物产公司、第一制糖公司成为令三星集团跻身世界的基础产业。

“第一毛织”创立以后，李秉喆担任韩国经济人协会（现称“全国经济人协会”）的首届会长，为提振韩国产业的竞争力而付诸努力。同时，他还创立了三星电子与三星重工业。如此一来，三星集团进军半导体行业，以强力拉动韩国经济发展。

三星集团进军电子与半导体时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与批评。但他还坚持计划，“为了国家发展，必须得完成这件事情”，他说。实践证明，电子与半导体最终成为使韩国产业走进世界的火车头。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李秉喆并不只因为“精忠报国”而盲目闯入事业领域。

譬如，他一直对建设肥料工厂表示消极看法，是因为修建肥料工厂创利空间很小。李秉喆在启动新事业之前不断地进行可行性调查与研究。他如此做法的起因于他的经营哲理--即企业家的挫败不只是企业的不幸。

1976年，李秉喆在首尔经济新闻报纸发表过文章，文章里他强调“经营不善等于犯罪”。因为企业经营恶化涉及到许多人会失去岗位，生计难维持。

李秉喆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诸如、设立三星文化财团、收购成均馆大学、建立湖岩美术馆等。他一直重视企业与社会的共存共荣。今年迎来第34届的三星孝行奖也是由李秉喆亲自发起的奖项，也是韩国最大的有关孝行奖。

如上所述，他的经营哲理一直重视对民族与人类的贡献。在1997年由湖岩财团发行的《湖岩语录》里可以发现李秉喆的经营哲理。

该本书共有300页，其中有关报国与共存共荣的部分达50页。换句话说，与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有关国家、民族以及人类的经典语录占全书的1/6。

“只为了自己谋生，这不应成为企业的目的。有了国家与社会，才会有企业。没有国家观念和社会观念的人不算企业家。比如，放高利贷、囤积居奇、投机、欺骗的人都怎能是企业家？只会牟利的人不能算企业家。弄成一个不良企业，害得经济受到重创的人更没有资格当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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