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认为，中美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对抗的势头上升，合作的成分减少。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必然影响到东北亚合作。那么这种影响有多大？东北亚国家特别是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需要对中美关系变化的程度进行准确的分析与判断，然后才能确定适当的应对方式。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固然关键，但对韩国、日本、朝鲜、俄罗斯、蒙古等国家也很重要。
薛力分别从美国视角和中国视角分析中美关系的性质。在特朗普看来，随着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在外交上日益强势并以多种手段“胁迫”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中小国家，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不进反退”，经济上推行“国家资本主义”让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处于不利地位，科技上通过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等手段影响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将多方位地提升中国的科技水平并系统性地危及美国的优势，中国的留学生与在美科技人员成为中国获取美国技术的工具，文化上通过孔子学院、各类媒体对美国进行渗透。同时，中美发生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并非新版的苏联，且整体实力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目前并没有与美国全面对抗的能力，但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快。
特朗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中国，同时美国也清楚中国不是苏联，遏制战略对中国不适用。美国对华战略已经从“两面下注”转变为“全面防范”，但并没有把中国看作苏联那样需要全面加以遏制的敌人，而是看作需要严加防范的对手。
从中国的角度看，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外部必要条件。这一点现在依然没有改变，毕竟中美整体实力差距依旧比较大。因此邓小平强调“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习近平强调“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中国主张，中美应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行动上，采取了加大采购力度、修改外商投资法律、放宽或取消对外资的限制等明显有利于美国的措施。
随着实力与自信心的提升，中国也展示了一些新动向：外交上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在对美关系中越来越多地“设置议程”，大力支持经济全球化，致力于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因此，不可能像美国的盟友或亲密伙伴国那样在重大问题上屈从于美国的意志。
薛力表示，中美是对手但不是敌人，双方变成敌人的可能性有但不大。特朗普本人始终对价值观、国际领导权等议题兴趣不大，并一再声称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其朋友，他要的是美国的再次伟大与本土利益至上，而不是“塑造敌人”或“消灭敌人”。总之 ，中国对美外交的基调依然是合作而非对抗。当然，中国在议程设定上将更为积极，在坚持底线上将更为坚定，同时在外交手腕上也将更为灵活。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周边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而东北亚国家是周边国家的一个次区域，“政治与安全问题影响经济发展”是这一地区的显著特点。制定针对这一地区的外交方略不但有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也将服务于中国的整体长远利益，并增进这一此区域其他国家的福利。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复杂性，中国的东北亚方略只能是“双边为主，多边为辅”，但朝韩问题有必要从半岛方略的角度，结合美国因素综合考量。
对于朝核问题，薛力认为，朝核问题现在是半岛安全问题的重心。来自美韩双方的安全威胁，苏联解体导致来自苏东国家的支持急剧减少、中国的改革开放及与韩国建交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朝鲜为了保证国家安全而发展核武器这一“护国利器”。在已经拥有核武器的今天，只要国家安全没有得到切实保障，朝鲜就不可能放弃核武器。如同戴高乐不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朝鲜也不会接受中国的核保护伞，中国的影响不足以令朝鲜弃核。
对于韩国，薛力指出，中韩建交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令双方都受益，但这种关系依然严重受制于安全问题。未来中韩外交的关键在于，尽量避免受到朝核问题的冲击。同时，鼓励韩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中发挥更大作用。韩国政府也需要明确“阳光政策”的底线，而不能无条件地发对以非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
薛力在结论部分表示，世界将走向一个“文明间的和平竞赛”长阶段，东北亚经济合作是各国的必然选择。中国应对美国采取“缠斗”的方略，即：“明确底线，适当让步、保持接触、扩大朋友圈”。中国应该进一步明晰对于朝核问题的态度，无核优先还是维稳优先，而中俄、中蒙之间“政热经温”将是长期趋势。
【摄影 记者 邵天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