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韩医院造成的影响？
崔赫镛：疫情汹涌，医院就是战场，是治疗感染者的危险的地方。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产生的恐惧心理要比中东呼吸综合征爆发当时严重，大多数都宅在家里，访问医院的人数减少，到韩医院的人就更少了。患者在危急重症等不得已的情况下，比方脑血栓患者必须去（西）医院，而韩医院的大多数患者在家里忍忍也是可以熬过去的。
▲韩医院损失严重的话与政府协商解决？协会方面作何措施？
崔赫镛：不清楚这是不是可以协商的问题。韩医只是面临生计变困难的问题，但全体国民都变得很辛苦。要看社会怎么定义医疗阶层？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从业者来看，经济活力下滑可以接受政府灾难补贴？仔细再一想，政府拨款救济中小工商业，要补贴医疗行业相当于说盼着国民都生病去医院，这又是不对的。
与其把医疗阶层当做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主体，其实更应该看作是提供社会必需财物的政府职能，具有委任属性。韩医师是按照政府的命令，受命代行政府应提供的物资的人，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不视为适用于商法的经济活动。如同公务员一样，韩医师的生活变得困难接受政府补助，这是不成立的。
当然政府方面应该多关注，举个例子，健康保险公团方面可以为医务人员提供补偿。健康保险公团在测定酬劳时，并不是直接给韩医师现金，而是让其能够得到持续供应。韩医师协会方面再提高2.5%的韩医师酬劳，这个必须提高。不是因为生计困难，而是为了维持供应链的健康。但目前公团与韩医师协会立场有些不同。公团认为，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还要国民交税，眼下国民已经够困难行不通，那就只好令韩医师少赚一点。韩医师协会认为，这是政府该花的钱，与国民无关，不要想着从国民手中要钱，而是政府应该发放的这一份没有执行。目前而言，规模越小的医院受损越严重。
崔赫镛：这如实反映了我国社会的（西）医生和韩医师之间的矛盾。当此国难，政府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救援活动。即便如此，医生与韩医师却还是没有能够团结一致。2月份，大邱出现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当地缺少医生、护士，最缺的是进行初诊进行核酸采集的人员。大邱向全国求助，公共保健韩医师70余人站出来，希望前往大邱助一臂之力。他们原来就是在各地所属地区进行核酸采集的工作，但大邱方面表示不希望韩医师去。如果去了，现场的（西）医生都会撒手。大邱市议会议长流泪呼吁也行不通，市长最终无奈只好放弃邀请各地韩医师前往。
当时大邱的病床也不够用，有2000多患者在家里隔离，还有17人因未能及时接受治疗去世。大邱市内有5到6万张病床，确诊患者充其量5000人，10倍的病床数量为什么不够用？因为私立医院除3家外，其他医院没有将其贡献出来接诊患者。（西）医生协会反对将患者送到韩方医院，凡是挂着韩方医院招牌的都不可以，尽管大邱韩医大学附属韩方医院还位于西医韩医合作诊疗地区内。就在国民生命攸关、政府恨不得把所有资源都调动起来之际，西医韩医之间还产生对立。
大邱新冠肺炎韩医急诊中心开始运营后，最开始药材通过邮局快递到患者手中，需要两天时间。时间就是生命，于是急诊中心找到摩托快递公司，希望将药材送到患者家门口就可以，但都遭到拒绝，对方不希望到确诊者家中送快递。最后，韩医师大学的学生将药材送到患者家门口，拍照发短信再让患者出门取药。急诊中心每日打电话确认患者状况，每次配送3到4天分量的药材，直到患者康复。前前后后韩医加上志愿者有1000多人，全国11500名患者中有近20%服用韩药处方。
韩医师的工作受到市民的好评，甚至还有患者表示服用韩药后，连手足寒症都消失了。
▲（西）医生协会之所以反对，是因为韩医学没有科学依据，有道理吗？
崔赫镛：当然没有道理。新型冠状病毒首次出现，没有治疗方法，也就不会有科学依据，但不能因此而拒绝治疗。有两种方法：第一是按照流感、病毒性肺炎等症状相似的既有治疗方案尝试；第二是武汉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治疗指南，韩国拿过来用就可以。但无论是韩医，还是西医，治疗新冠肺炎都没有客观的、科学的依据。
韩国很多国民使用韩药处方治疗流感、病毒性肺炎，即便在全球来看，使用天然感冒药也是趋势。应对病毒感染没有魔法子弹，没有确凿的武器。无论是哪个国家，病毒是与人类共同存在数千年并折磨人类的存在。数千年来，无论是哪个国家，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予以应对。韩国对传染病从发现到消毒、治疗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法律没有规定什么是西医可以做，什么是韩医不可以做的。
中国武汉出现疫情时，政府把多名抗非典英雄派过去，制定医疗方案，而且治疗方案本身就是中西医结合，并认为结合治疗效果显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情况下，发烧时间缩短两天，转为重症患者的比例减少27.4%。韩国把中国的治疗方案拿过来用，治疗埃博拉、艾滋、C型肝炎、H1N1的药物都在里面，但去掉了韩药。中国已经公开中药疗效，不能使用韩药药材治疗又有什么科学依据呢？结果就是因为医生团体拥有垄断既得权，所以无视法律，也无视治疗现实，排斥韩医师。
崔赫镛：保健福利部、疾病管理本部都是由西医成员组成，政府其实也束手无策。中国经历非典与新冠两次疫情，都证明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更为显著。韩国此次获得教训就是，疾病管理本部升格为独立的疾病管理厅之后，韩医师要组成专家委员会，韩医院也要申请负责传染病医院的资格。现在韩医师都处于很愤怒的状态，放着好好的药材、配方有劲使不上。韩医师被彻底排除在外还是因为韩医和医生之间存在矛盾。也就是说，政府不得不站在垄断的立场上。无视法律，无视疫情状态和中国政府的经验，只立足于集团内的利害关系将韩医排除在外，到现在韩医院也没有接受患者。
▲韩医院有进行远程医疗吗？医疗一体化似乎不容易。
崔赫镛：韩医师通过此次疫情，也都积累远程医疗经验，并认为非面对面的诊疗方式也十分可取。传染病大都需要患者充分休息，休息的话自然是在家里要比在医院里要好，当然重症患者还是要去医院接受治疗。韩医师协会现在主张对面没诊疗与远程医疗并行的方式，各取所长。这就和去百货店买衣服，在网上买衣服是一个道理。
韩国的医生数量少，每1000人所对应的临床医生人数平均2.3名，其中还包括韩医师，而OECD平均为3.3名，韩国的供给严重不足。地区、学科分布也不均衡，首都及京畿地区有很多医生，在首尔可以随时去皮肤科与整容医院，但要去做心脏手术就又是问题。政府想要给医科大学增员，解决这样的现象。韩医大学要向综合医科大学转变，每年大概培养800人左右。给韩医大学毕业的学生考取西医资格证的机会，现在学韩医的学生中有70%的人都在同时学习西医，韩国目前有400余人既有西医资格证也有韩医资格证。双方学生可以一起上课，这一点上医生协会方面并不反对。
中国有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证，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也都有这种双重认证制度。医生不够用，医生协会方面却主张减少医生数量，其根本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站在对方的立场，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是理所当然，归根结底这是制度上的问题。
在采访的最后，崔赫镛还特别向记者强调，对中国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卓越表现予以最高评价。
6月3日，崔赫镛在采访中。【摄影 记者 邵天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