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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熙玉首先对文明的概念进行介绍，区分了文明型国家与文明国家的不同，强调了中国与美国在文明话语方面的冲突。
李熙玉表示，新的文明往往伴随着新的平台——18世纪以前平台是土地，工业革命时期平台是市场，此后单一国际市场成为新平台，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将数字方面转换。
在介绍有关文明的知识背景后，李熙玉指出了新文明与新韩中关系间的相互作用。他表示，新冠疫情发生以后，随着全球气候异常、疫情导致的生活方式变化，人类社会对替代性未来文明的需求超过了过去500年的近代文明。当今世界是超越国境和民族，人与财物实时流通的一个地球村。人类获得了便捷和物质繁荣，却难以建立普遍规范和机制，甚至出现了文明冲突和文明矛盾。亚洲的新时代将展现出多样文明共存于包容的姿态。其中韩国的经验在于同时实现民主化与工业化；而中国的经验在于经历革命、建国、改革开放、发展及“新时代”的中国成就。他认为，韩中两国通过反思现代性，有必要共同规划克服后现代问题的新未来和文明。
李熙玉还就世界秩序的转型与韩中关系的重建进行探讨。在基辛格秩序的瓦解和中美战略竞争下，中美关系将有三种可能性并存，包括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中，两国数字平台之间的竞争、单极体系的终结与（非冷战型）两级结构的形成、文明冲击及价值距离更加扩大。他还指出，旧金山体制和韩半岛停战体制将面临双重瓦解。
之后，李熙玉回顾了1992年韩中建交的意义。指出中韩两国在“睦邻友好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各个时期的各自逻辑，“韩美同盟”、“朝鲜问题”、“朝核问题”奉争论焦点外生变量。
最后，李熙玉以成均中国研究所于2020年进行的“韩中相互认知”调查数据为基础，展望未来韩中关系准则。
李熙玉以“竹子之所以长得高大，是因为每成长一段都会结竹节”作引，表示应以共进、智慧的态度，实现三方共赢，为地区和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由静态的稳定性发展为动态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