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一韩国青年存在中等程度的抑郁症健康问题，近五分之一曾考虑过具体自杀方法，其中尤以求职者最甚。职场“内卷”让韩国年轻人对求职感到力不从心，对工资、工时的计较越来越少。据悉，韩国18至34周岁青年中，约有三成以上第一份工作为非正式工，超过一半人的第一家入职公司为30人以下中小企业，首份工作的平均一周工作时间为41个小时，平均月薪为21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远低于统计厅公布的2020年人均月薪（301万韩元），甚至不及2011年水平（256万韩元）。
新冠疫情继续加剧就业质量问题。为了生计，更多人选择边打零工边求职，或在工作之外从事兼职。去年每周工作时间未满36小时的兼职就业人数达107万人，较疫情前高出42.7%，在全部就业者中的比重也由2019年的2.8%上涨至3.9%。
截至2月，韩国首尔公寓平均每平方米房价飙升至1537.2万韩元，8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平均为12.2亿韩元，按照2020年人均月薪来计算，普通上班族需要不吃不喝约34年，才能在首尔完全买下一套公寓。即便是成功踏进购房门槛的二三十岁年轻人，人均负债也达1.6亿韩元，以每月80万韩元的还款进度来计算，还清贷款需17.4年。
高物价、低收入的压力让年轻人的婚姻观、生育观逐渐躺平。去年韩国共有19.3万件结婚登记，为史上最低水平。由于就业不稳定、房价上涨等原因，不少年轻人选择逃离大城市，2021年首尔市20至39岁人口相比7年前减少8.2%，这座曾汇聚无数年轻人为之奋斗的“梦想之城”，也在现实中悄然褪色。
青年政策为何屡治屡败？答案或许在于阶级固化。从朴槿惠时代试图通过资深员工减薪制度（从55岁起开始减少工资）给企业减负，进而刺激企业增加青年就业岗位，再到文在寅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抑制房产投机、鼓励大企业增加岗位，政策效果往往事与愿违。朴槿惠的“资深减负”成为企业敛财的避风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养老问题，青年岗位也很少有企业落实。文在寅上调最低工资政策并未有效改善青年人的经济压力，反而导致企业减少招聘以降低损失；通过加息、增税来抑制多房产者的投机行为，导致房东将损失转嫁到租客身上。
在韩国年轻人眼里，父辈世代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享受到社会高速发展的红利，完成阶级分化，既得利益者规避政策风险的能力将每一次冲击分摊到整个社会，他们占尽社会的良好资源，也在支配着风险的受众，如同积石成山，底层与顶层的距离难以撼动。
在今年的大选中，青年群体用选票表达了对现任执政党的失望，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成功掌权。在青年政策上，尹锡悦在公约中提出为年轻人提供首付较低的“青年原价住房”、“地铁房”共计50万户，放宽贷款限制、改进购房制度，引进青年储蓄项目、为定期进行储蓄的青年提供利息奖励，提高雇佣公平性等，与此同时，为缓解房产市场供需不均压力，尹锡悦计划在执政5年期间扩供250户房产，其中首都圈地区供应150万户。
对于尹锡悦的青年政策、尤其是住房政策，舆论观点两异。有观点认为，尹锡悦政府可能面临政策很难落地的困境，除预算问题外，提高雇佣公平性对青年就业改善的帮助较小，放宽贷款限制将导致家庭负债与房价上涨，且房源供应在建设用地使用权上牵动许多人的利益，协商过程较难费用较高，即便成功落实，也很难解决韩国阶层间的根本矛盾。但也有观点认为，尹锡悦政府所提出的住房政策与文在寅政府有较多不同，青年原价住宅以5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类型为主，可满足2-3人家庭的住房需求，另外通过老城区重建等措施，保供提质，或许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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